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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朝商能够到世界各地走走

时间:2019-03-25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从1992年开始,根据原国家科委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表明,范洪义发表SCI系统论文数已连续4年跻身全国前三名行列。1996年,被SCI收录论文15篇,.. 2011年11月15-17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导师范洪义应邀到淮南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系讲学。

  从1992年开始,根据原国家科委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表明,范洪义发表SCI系统论文数已连续4年跻身全国前三名行列。1996年,被SCI收录论文15篇,..

  2011年11月15-17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导师范洪义应邀到淮南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系讲学。

  ▲ 昨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马中琪(左一)、教授黄朝商(左二)、教授苏淳(右二)、教授白志东(右一)在校园内聚首。早报记者 杨一 图

  1990年起,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成就。从1992年开始,根据原国家科委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表明,我个人发表SCI系统论文数已连续4年跻身全国前三名行列。1996年,我被SCI收录论文15篇,在全国个人排名第一。

  我一直觉得,搞科研要善于选题,要选那些基本性的问题,基本性具有普遍性因而也就有其重要性。突破一点后,就可以扩大,将点变成面,有了面之后,又可以扩展应用领域,面就成了片。这样由点到面再成片,论文就会既多又有质量。所以论文质量好是数量多的前提。

  我的研究就是从量子力学的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的。在半个多世纪的量子力学的发展史中,狄拉克的表象与变换理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物理学界一般认为,它已经完整与完美了。我对这一常识提出了几十年来无人意识到的新问题,并且提出新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原有的表象理论,克服了原有形式表述的不足与局限性,使之更具体,更完美,从而可以更多更好地表达物理规律。

  当然,我也不是只对物理感兴趣的书呆子。我很喜欢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化。我业余爱上了写中国古体诗词。我一直觉得,诗和物理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追求完美,都讲究语言简洁,意境深远。诗必须有自己独到的感受,直抒胸臆,诗句必须有新境界,不落俗套。科研中的大手笔也是如此,必须有独到之处,使人有“柳暗花明”的感觉。2000年前后,我在科大校报上发表了不少诗词,也收获了一些好评。

  2003年,恰好是我们这一批人获得博士学位20周年纪念。很早的时候,我们就相互发邮件、打电话联系,希望能够聚一聚。很遗憾,因为“非典”的关系,没有办法庆祝一下20周年。

  今年,感谢华师大的安排,我们能够在上海重聚。其实,1983年授予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们很多都不认识,都是靠2000年以后网络发达起来,才逐渐了解和熟悉。这次30周年聚会,可能是我们这一批人最后一次整齐地团聚了,所以我们都是倍感珍惜。

  我们那一批的博士,1983年那次从四面八方聚在北京后又各自天涯。前几年,为了纪念《学位条例》颁发周年,我们曾组织过首批18名博士在杭州再次聚首。大家在一起待了四五天,聊了很多,之后我们之间才有了点联系。今年30周年纪念,有好几个人想来组织聚会,最后定在了上海的华师大。

  延续导师的相处融洽关系,我和学生关系也都挺好。因为住得比较近,相处得时间长,比起大学学生毕业后的各奔东西,在中学里教的学生跟我的感情更加密切。学生们在十年“文革”期间就对我很好;60岁大寿时,75届毕业的学生来了50多人给我祝寿,70岁时也来了两批;听说我生病了,也都来看望。那届学生中有人跟我说,到单位工作后,三角函数之类的样样都懂,获益匪浅。

  我在1981年便来到东华大学任教,一直到现在,一辈子平平淡淡就这么过来了,一直到退休。在东华教了这么多年,总的来说名声还可以。一辈子参与高等数学的研究与教学,我觉得教高等数学要比教初等简单一点。高等数学的逻辑非常清晰,关键的就是帮学生把思路理清楚,概念讲清楚,抓住重点,所以学生还是挺喜欢听我上课。

  现在退休在家,除了专业,平日里在家种种花、看看电视,在学校时偶尔也打打牌。现在有了小孙子和小孙女,两个小孩都报了很多兴趣班,我全权负责他们的数学,即使别的科目在外面花掉了很多钱,然而现在小孙子的数学成绩还是最好的。

  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总体来说,数学专业的前景还是不错的。念数学系在1978年后挺受社会欢迎,那时的证券公司很需要数学专业的人才,之后有一段不是特别好,最近好像又回暖一些了。现在数学系的毕业生去做金融的挺多的。

  对于教学,我认为做学问的人,需要“有所作为”的理想,老师的作用有限,关键在于自己。好学校并不是老师有多好,而是学习气氛好,这很重要。另外,做学问,关键还在有自己的想法,可以借鉴,但不能跟着别人走,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才能做出新的东西。

  应该说中国的研究生基数大,做学问的人还是不少,好的学问肯定是有的,人才也出了不少,但目前总体水平不太高。我觉得现在博士数量上是够的,质量上还需要提高。一个导师带的学生数量应该有所限制,导师的精力有限,不能太多,而且很多情况就是挂个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此外,毕业考核时“宽进严出”还是不能做到,这总归是个问题。

  我属于苦出身,读完大学毕业没有穿过一件毛衣,没有戴过一块手表,没有买过一个书包。现在的孩子,条件优渥,面对的诱惑也多,读书反而没有当年的我们专心。我们这18个人,作为第一批毕业的博士,总的来说,都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这个称号,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做得不错。

  现在,我每星期都还去复旦和交大给本科生上“数学分析”课,一周12节,一节课45分钟。

  多年来,一直在教学的一线从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我认为教学绝非向学生展示老师知识的广博,重要的在于通过传授知识,启迪学生智慧。最近两年,我十分注重基础课程。大一的新生,如果一开始就对数学失去兴趣,就可能学不下去。

  作为教师,首先自己得对课有比较深入的理解,课要讲到位,不能遗漏。就比如,把数学的程式一步步推导出来并不难,但要把关键提炼出来,让学生有所感悟就不那么容易了,需要删繁就简,突出推理中最本质的部分,以典型生动的实例介绍不宜在课上长篇推导的原理,返璞归真地缩短演绎的阶梯。

  数学是一个基础学科,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犀利武器。正因为数学的抽象,因此在生活中的应用也更加广泛。就如同虚数,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存在于物质里,但虚数却在电工的计算中有重要的运用。

  首批博士毕业恰逢中国的改革开放。学位制度的开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等于是我国教育制度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一个学校可以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是三个不同的层次。设立了这样的目标,才能投入精力去达到,学科才会发展。

  我们那时候也很难说是什么精神动力,也不是说有多大的抱负,只是想做出些东西来。身边有苏步青先生、谷超豪先生、夏道行先生这样的大家,就是我们很向往的偶像,觉得就是应该像他们一样去追求学问。

  从1983年至今,三十年前后,校园里新老博士经历了非同一般的变化。以前一开始,我们连教材都不完备,而现在已经有了成套成系列的专业教材。另外,在评判研究生科研成果的体系方面也日趋规范。当时我们是第一届,由于没有先例,所以特别慎重,毕业论文的答辩席上请的都是国内最权威的专家学者。

  现在的学生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我们大相径庭,可能不能一下子沉下心来,但是他们思维比我们当年要更加开阔了。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不能全然把我们的要求 安到他们身上。我希望不管什么时代,年轻的学生还是要有些理想,要耐得下心来做研究。做学术就像做一个实在的东西,没办法“捣浆糊”。数学这个东西,好就好在它是严格的,而麻烦也麻烦在这点上。年轻人需要有点理想,学术研究需要靠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实现。我们做科研的,要做出成就并不是很简单的,其中有枯燥有寂寞,需要沉浸下去,就像好演员要入戏一样。只有反复思考,集中全部的精力到问题上,才能激发出灵魂深处的火花。

  在1990年,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印度导师去世了,我就来到了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任副教授。当时正遇上老师的罢工,因为学校开始收取每周5美元的医疗保险金,他们对此表示抗议。虽然最后罢工失败了,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收点钱也没什么,但美国人认为从无到有是一个质的变化。

  为了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我在1992、1993年先后把两个儿子接到美国,一家团聚。当时美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正好一位朋友要在台湾中山大学成立应用数学系,我就去了台湾。在1997年,我到新加坡担任数学系高级研究员。

  新世纪到来之际,我已经接近退休的年纪,人老了,就想落叶归根,2001年的时候选择回国任教。

  我的学生背后喊我“老头儿”,在学术上,我自然是严厉的,生活里亦师亦友。有时候学生劝我休息下,但你不让我看书做研究,我就没事可干了,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

  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同志提出要全面落实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投身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事业,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为胜利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那之后,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也是越来越好。比如,1980年代各研究机构和院校的科研经费都很紧缺,但是到了1990年代,情况就越来越好了。经费增加以后,学者们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出国参与交流,了解学界的最新科研成果。这一段时间,我分别到美国、德国、意大利、芬兰、加拿大、日本等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作报告。

  我主要从事的是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领域的研究,在微扰量子色动力学的应用、B物理和CP破坏、标准模型扩展与新物理探索、弦理论和二维共形场论等方面也有一些成果。目前,已在国内外本学科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余篇,其中单篇引用超过50次以上的有8篇。

  1992年10月起我有幸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先后参加了由国家科委下达的重大项目,即攀登计划项目《九十年代理论物理学重大前沿课题》、《面向21世纪理论物理学重大前沿课题》等一系列课题项目。1997年,我更是有幸荣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一获奖人)。

  2004年,我65岁了,根据中科院的规定,就不能再招收研究生了。本来我也想休息一段时间,可以到全国各地走走,陪陪家里人。但是我发现自己还是热爱科学,总是想参与到学术研究中来。

  所以,我后来又被中科院返聘,继续参与研究所的工作。粒子物理在最近10年发展非常快。去年7月,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通过使用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了一种特性与希格斯玻色子相一致的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是物理学当代主流模型中描述的赋予了宇宙空间里所有粒子质量的粒子。当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和报道这件事,说发现了“上帝粒子”,还有不少杂志采访我,让我来解释这项发现的价值。

  我们国家也在大力发展粒子物理,中科院研究所花费了很多财力和物力建设实验室。虽然我们的硬件设施和欧洲还有差距,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科学发现都是可以共享的,我们也可以参与到全人类的粒子物理研究中来,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这次能够参加首批博士学位授予30周年纪念,我个人非常荣幸。今天我从北京到上海,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大家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站在华师大的大学生里,显得很特别。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因为政策荒废了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学习,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人。

  杨振宁先生常说:“Past is over 。”现在我每年有4个月会在杨先生清华的高等研究院,能被杨先生看中与他合作我很幸运,跟着杨先生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2009年,我跟人合作了一项群论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四五月份,我到清华向杨振宁先生做了报告,本来要维持在绝对零度(零下273.15摄氏度,编注)上面0.3摄氏度的条件下做的实验,现在有机会实践了。杨先生很感兴趣。到了五六月份,我的心脏冠状动脉出现问题需要手术。杨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来看我,说他来对我有好处。果然之后的手术非常顺利,恢复得很快。不久杨先生询问我伤口如何,我回答差不多好了,于是他立即说,好了我们就开始算!

  说,发展是硬道理,这话说得太对了。中国梦,首先是国家要现代化,近年来国家发展得很快,也随之而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虽然有问题,但情况已经比原来好得多,我们一边需要克服问题,一边还要努力赶上,压力不小。所以,把中国复兴起来的中国梦,事实上是一条很长的路。

  科研是讲成果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年轻教授用科研以外的精力太多了,在评比考级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此外,在学术上,领导还可以再放开一些,现在很多大学搞研究都一个模式,模式好大家都好,模式不好实际上都不好,放开以后,大家可以各种都试试,能够出成果的好模式才能更多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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